人民币升值的对策是什么？

面对多国的“联合发难”，我们应当主动出击，制定行之有效的对策，化解压力，以免将来陷入被动境地，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直接将人民币升值虽然可以缓解国际贸易关系，但是会对我国经济稳定带来负面的影响，因而是不可取的。我国应当从以下七个方面着手。

对策之一：据理力争

美、日等国将世界通货紧缩的矛头直指我国，以期达到迫使人民币升值、抑制我国出口的目的。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政府自有主张”，面对发达国家的指责，我国政府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示了保持人民币稳定的坚决态度。同时，我们应当据理力争，表明人民币不应当升值，也不能升值。
主要着眼点可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民币不存在升值的基础

西方鼓吹人民币应当升值的依据无非是我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和外汇储备规模的急剧扩大。首先，国外的贸易保护团体在过分关注我国出口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却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我国近年来我国进口跳跃式增长的势头。下面的图反映的是

近年来，国外的一些政府官员、商界代表多次在一些场合宣称中国已经凭借其出口增长的强劲势头构成了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威胁，再加之媒体的渲染，“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颇为盛行。事实上，通过对我国进口和出口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对外贸易远远没有达到令人“谈虎色变”的程度。更不能成为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理由。

其次，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迅速增长是美、日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依据。我国外汇储备的特殊结构事实上是降低了其后备性，削弱了应付突然支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总之，我国外汇储备虽然增长迅速，但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是一致的，并不能成为人民币应当升值的依据。

稳定的汇率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

毋庸置疑，实现人民币的市场化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但是，由于我国经济还处在转型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一些社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急于将人民币升值，必将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主要体现在：

一是宏观经济运行不稳定。

二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有待优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大，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没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由于世界各国普遍经济发展缓慢，国际贸易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所抬头，一些国家设置非贸易壁垒如环保标准、质量标准、技术标准等限制进口，并滥用反倾销手段保护其国内市场。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的出口结构在国际市场上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人民币急速升值，必然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的步伐，损害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

四是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失业问题严重。

人民币升值于世界无益

日本虽然是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但日本对中国并没有逆差。据海关统计，近五年中，中国对日本三年顺差，两年逆差。但五年累计结果是逆差。中国对日本的贸易增长并没有构成威胁。何况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的原因不在于贸易，产业结构转型停滞、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银行不良资产积重难返才是经济萧条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单纯依靠出口并不能拯救困境中的日本。

美国也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虽然中国对美国贸易是顺差，但是并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首先，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和消费国，对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逆差。中国在其中占的比重很小。2001年，中国对美国贸易总计804.85亿美元，占美国进出口总值的5%。何况，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是国内不再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的生活必需品，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仍然要从东南亚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降低美国总体贸易逆差。90年代美国保持了将近1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期间贸易一直是逆差。因此，同日本一样，美国的经济疲软的根源也不是贸易，而是高科技泡沫破灭之后的调整。

对策之二：增加进口

首先，我国应当调整储备结构，增加石油战略储备的规模。外汇是储备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形式，同时，要实现一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石油等物资也是必要的储备。作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石油素有“工业血液”之称。因此，西方国家都把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作为保障石油供应安全的首要战略。

其次，预订大型飞机。随着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亟待添置新的飞机，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市场增长的需要，据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预测，截至2021年，我国飞机乘客将年均增长8.2%，另一方面也要更换旧的飞机。波音、空中客车等国际著名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空中客车公司曾经预测，在未来的20年中，10%的订单将来自中国。这些国际航空公司规模都很巨大，在西方国家的政坛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增加大型飞机的预订，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可以获得国外飞机制造商的支持。

再次，对美国等国家限制对我国出口高技术设备的政策施加压力。尽管“巴统”(专门限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出口的西方组织)已不存在，但其实质性影响仍在。我国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不能同日而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我国迅速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的有效措施，但美国等国家不愿意看到日益强大的中国，对转让到中国的技术还有许多限制，特别是最先进的技术，如计算机、微电子、核能技术等。我国现在已经加入WTO，应当充分利用国际规则，争取在国际市场上的平等地位。

对策之三：调整出口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已报关离境的出口货物，由税务机关根据本国税法规定，将其在出口前生产和流通各环节已经缴纳的国内增值税或消费税等间接税税款，退还给出口企业的一项税收制度，其目的是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避免对跨国流动物品重复征税，从而促进该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出口贸易。出口退税机制作为一项财政激励机制，已被WTO诸多成员广泛应用。

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长迅速，“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有了一定的竞争力，借此时机，调低出口退税率，既可以为财政松绑，又可以舒缓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何乐而不为。

对策之四：放松对外投资的外汇管制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过程，外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走出去”的战略对一国提升国际竞争力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走出去”既包括产品走出国门，更重要的是对外投资。

过去，由于我国外汇储备有限，企业实力较差，为了避免风险，我国一直对对外投资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例如，拟在境外投资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在向国家主管部门办理境外投资审批事项前，必须向外汇管理部门提供境外投资所在国（地区）对国外投资的外汇管理情况和资料与投资外汇资金来源证明，经外管局审查后，方可办理对外投资的手续。来源于境外投资的利润或者其他外汇收益，也必须在当地会计年度终了后６个月内调回境内，如无正当理由，外汇管理部门将从保证金中将相应比例的外汇数额结售给国家。随着我国外汇规模的不断增长，以及一批具有先进管理水平和资本运作经验的企业的涌出，我国应当适当放松对对外投资的管制，在国际竞争中增强我国企业的实力。

对策之五：放松中国居民在非贸易用汇方面的限制

我国目前对居民个人出国留学、旅游、访问等的用汇量还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因公临时出国的购汇标准为400美元，境外旅游、培训的购汇标准为2000美元，因此居民个人持有的外汇数量十分有限，我国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的外汇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政府手中，以致我国政府拥有如此庞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也才引起了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如果能够放松对我国居民在非贸易用汇方面的限制，变集中储备为“藏汇于民”，既可以舒缓升值压力，又可以培养我国居民的理财意识。

对策之六：采取措施，控制游资的流入

2002年，我国的国际收支在实现了“三顺差”，经常帐户顺差、资本帐户顺差和“错误与遗漏”顺差。“双顺差”对我国并不罕见。而“错误与遗漏”出现顺差却是破天荒，这意味着最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动下，大量游资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这无疑会影响我国的金融稳定，破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控制游资流入，除了加强监管以外，关键是改变投资者的预期。增加进口、扩大对外投资、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放松居民用汇限制都是为了平抑金融市场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

对策之七：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由“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渐异化为“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与美元之间的稳定联系促进了我国出口，降低了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外汇风险，增强了外部经济对人民币的信心，刺激了外资流入。但是，钉住汇率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在我国已经显现，实行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往往要为了实现外部均衡的目标，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内部均衡。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我国的货币当局必须经常入市干预，保有大量的美元储备，既影响了我国的货币供给，构成对稳定币值努力的消极因素，巨额的外汇储备又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指责我国输出通货紧缩的因由。近年来，由于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加之商界对强势美元政策的不满和政府官员对汇率政策的语焉不详，美元汇率的波动性越来越大，也使人民币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因此，我国必须尽快调整汇率制度，实现人民币和美元的“适度合理”脱钩，从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中退出，转换为钉住“一篮子货币”。

由于美元目前对其他国际货币走弱，一旦人民币调整为盯住一篮子货币后，很有可能要面临升值的压力。这种压力只能靠国家政策调节来缓解。另外，我们应当声明的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化必然要引起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调整，我国外汇管理当局将储备中的一部分美元转换为其他币种，其结果必然是美国的资本外流，从而使美国人意识到美国和中国的“共荣”关系。